一天午后，孙卫民说：“我带你们再去街上转转。”他锁上门，领着两人边走边看，来到东川江边的大码头上时，只见上下船过江的人们、装卸货物的工人、四处吆喝的小贩来来往往，一些“白腿乌鸦”在吼叫着检查货物。
胡志诚站在江堤上，望着奔流向前的江水，心头涌出一种淡淡的忧伤，回乡已经小半年了，除了从民防团中队夺得两支枪以外，自己几乎一事无成，今后的路该怎样走下去，如何才能在生存中不会忘记自己始终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要干一件在整个高山县有影响力的事情。
突然，码头下传来焦急的叫喊声：“快让开，快让开。”只见一名年轻的码头工人背着一个人沿着长长的石级向码头上跑来……
孙卫民小声地对身边的胡志诚说：“温老板，那个小伙子我认识，叫赵宝祥，是码头的一个小头目，那坡村人，为人很豪爽。当年受过一次伤，我把他救活了。他背上背的好像是他的二哥。”
罗元元一眼就认出了那天在那坡村被围攻时就有这两个人。二十五六岁年纪，被烈日曝黑的脸庞有着壮族汉子特有的柔和与俊俏，剑眉朗目，鼻如猎鹰，一脸严厉。好在自己现在是一身男子装束，他不会认出自己。但罗元元心里还是有点发毛。
只见赵宝祥背着他二哥跑上码头，冲进前面一家药铺急喊道：“郎中，快救救我二哥，他突然昏倒了，叫也叫不醒。”
胡志诚看清楚，那间药铺叫“和善堂”。
孙卫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只见和善堂门前站了好些围观的人，大都是码头上的劳工。
孙卫民往里边望了望，回头说：“钟老板，你们等着，我去看看。”他挤进围观的人群走进了药铺。
罗元元向来喜欢看热闹，同时也想检验一下那人会不会认出自己，就说：“走，我们也去看看。”
胡志诚也笑了笑：“孙老板一看见有病人，就丢下我们不管，真是医者父母心啊。去，我们也看看，说不定孙老板还需要人帮忙。”便拉着罗元元挤进人群，站在药铺门口看着。
和善堂药铺里有一名四十多岁的郎中，架了副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号脉，他皱着眉号了半天，自言自语地：“怪了，他这是什么病啊，怎么会突然昏倒呢？”
和善堂郎中的叫李程钜，是个读书人，前不久才子承父业，当了这个药铺的掌柜。他学问挺高的，但是医术却不怎么样，看个头疼脑热的还凑合着，遇到疑难杂症他就没主意了。这不，今天他号了半天脉也瞧出是什么病，自己也急得满头大汗。
赵宝祥急得大叫：“你这个郎中呀，到底能不能救醒我二哥？”
“我再看看，我再看看。”和善堂郎中有点心虚地回答道。
“李程钜，你实在不行就吱声。”赵宝祥一急，便直呼郎中的大名了，“真是的，遇到点事你就一点主意也没有。你老头子倒是这一带的名医，他在世时就不好好学跟他学，现在你老头子一撤手，你就没辙了。要不是我们这些码头上的穷人看在你老子的积善行德的份上，还给你一分面子，你这间药铺早就关门大吉了。”
说着，正要背起病人另寻太夫，孙卫民发话了：“慢着，我来看看。”他大步跨到病人身边，伸手用三根手指搭在手腕上，一会儿就松开手又翻开病人的眼皮瞧了一眼。
“这不是孙记药铺的孙老板吗？”赵宝祥这才认出了孙卫民。
孙卫民也不理会他，扭头对尴尬地站在那的郎中问道：“有银针吗？”
“有的，有的。”李程钜急忙从诊桌里拿出一个药包打开，小瓶酒精也放在桌上。
孙卫民解开病人的衣服，从药包上抽出一根小小的银针，用药棉粘上酒精擦了一下，左手在病人**的胸脯上按了一下穴位，右手就将银针扎了下去……
赵宝祥千恩万谢地说道：“孙老板，有你在我就放心了，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二哥呀，我二哥今早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不知为何就病倒了。”
罗元元听他这么啰啰嗦嗦说话，心中不免火起，直想臭骂他一顿，但是担心那人认出自己，喊出一声“女匪”来就麻烦了，于是忍住没出声。
胡志诚有点恼火地说：“你这个小兄弟少说两句吧，这位孙老板世代行医，他十五岁就能给人看病，十六岁开药方，他可是高山县城里有名的郎中。你就别唠唠叨叨吧。”
“我知道我知道”赵宝祥这才不说话。又看到那人身边的小兄弟有点面熟，一时又想不起在哪见。他一心只系于二哥身上，也没多想。
孙卫民已经在病人的胸脯上扎下第二根银针，病人马上有了一点反应，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孙卫民接着又扎下第三根银针，病人的脸再次抽动一下。然后，孙卫民用两根手指依次把三根银针上轻轻地转动了一下，笑着说：“该醒了。”只见他依次把三根银针拨了出来，病人也同时睁开了眼睛，茫然地瞧着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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