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的剑门关被细雨浸染成黛青色，石阶上青苔斑驳，仿佛藏着八百多年前的履痕。南宋淳熙年间，年逾五旬的朱熹负手而立，望着层峦叠嶂间蜿蜒的金牛道，山风掀起他宽大的衣袂，恍惚间，这位理学大儒的身影与巴山蜀水的苍茫融成了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谁能想到，这位生长于闽北的鸿儒，会与千里之外的巴蜀大地结下如此深厚的渊源，让理学的星火在这片云雾缭绕的土地上，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一、渊源初起：学术交游牵情丝
朱熹与巴蜀的缘分，早在其学术成长历程中便已悄然埋下伏笔。他的易学既重义理，又吸收象数，这与长寿学者谯定的学风相近。据《宋史·谯定传》载，朱熹曾受业于刘子翚、胡宪、刘勉之、李侗等名师，而胡宪、刘勉之又曾拜师于程颐弟子谯定，按此传承，朱熹应为谯定的再传弟子。谯定擅长易学，曾协助程颐完成《周易程氏传》，这份学术脉络的牵连，让朱熹的思想与巴蜀学术土壤有了天然的契合点。
四川绵竹人张栻，更是对朱熹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张栻字敬夫，号南轩，身为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他与朱熹共有三次相见，乾道三年（1167年）的“潭州嘉会”尤为着名，二人相与讨论中和、太极、仁等问题，思想碰撞间，为理学发展注入新活力。朱熹后来多次提及此次会面，赞张栻“超诣卓然，非所可及” ，且二人书信往来不绝，张栻写给朱熹的信有72封之多，朱熹回书也有52封，字里行间满是对学术的热忱与对彼此的惺惺相惜。
此外，朱熹对四川学者李舜臣赞赏有加。李舜臣为隆州井研（今四川乐山市井研县）人，学《易》于冯时行，亦是谯定的再传弟子，着有《易本传》三十三篇 。《宋史·李舜臣传》载“朱熹晚岁，每为学者称之”，足见其学识受朱熹认可，这些川籍学者如繁星，点缀朱熹学术天空，也让巴蜀与朱熹的联结愈发紧密。
二、入蜀：云雾深处觅真知
孝宗淳熙三年的春天，一场绵绵春雨笼罩着整个临安城。时年五十一岁的朱熹，收到了好友、时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的来信。信中，范成大以他一贯的豪迈笔触，描绘着蜀地的山川壮丽、人文荟萃，盛情邀请朱熹入川讲学。彼时的朱熹，虽已声名远播，但他深知，蜀地自古以来便是文化昌盛之地，那里的书院林立，学子如云，藏龙卧虎。他渴望在这片充满神秘与活力的土地上，与当地的学者切磋学问，将自己的理学思想传播得更远。
经过数月的跋涉，朱熹终于踏入蜀地。当他翻越秦岭，望见成都平原的那一刻，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沃野千里，阡陌纵横，锦江如带，环绕着繁华的成都城。街边的茶馆里，人们操着浓郁的蜀地口音，谈天说地，悠闲自在；书院中，传来学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清脆悦耳。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包容，让朱熹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文化气息。
在成都，朱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先后在多个书院讲学，每次授课，书院内都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子。他站在讲台上，手持书卷，声音沉稳而有力，将“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等理学思想娓娓道来。他的讲解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不仅引经据典，还结合生活中的实例，让晦涩难懂的理学变得通俗易懂。学子们听得如痴如醉，不时提出疑问，朱熹总是耐心解答，与他们展开热烈的讨论。
一日，在文翁石室讲学结束后，一位年轻学子恭敬地问道：“先生，您说‘格物致知’，但这世间万物纷繁复杂，我们该如何去‘格’呢？”朱熹微微一笑，走到窗前，指着庭院中的一棵古树说道：“就像这棵树，它的生长、开花、结果，都有其规律。我们观察它的四季变化，了解它的生长习性，便是‘格物’。通过对具体事物的研究，进而领悟其中蕴含的道理，便是‘致知’。这不仅是对自然的探索，更是对自身内心的追寻。”学子们恍然大悟，纷纷点头称是。
朱熹对蜀地学子的关爱与期许，还体现在与川籍门人晏渊的交往中。晏渊曾“万里往考亭而师”朱熹，“闻其言为最详，记其说为最备，故其得之为最精”，是朱熹得意门生。晏渊回到家乡后，执掌涪州北岩书院二十多年，授徒甚众，对朱熹学说在四川地区的传播贡献重大。朱熹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着述中，多处体现对晏渊的喜爱，晏渊回川后，朱熹不顾身体日衰，先后写三封信，既表达思念，又反复强调修德进学，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三、论道：锦江之畔的思想碰撞
在蜀地讲学期间，朱熹不仅向当地学子传授理学，还与众多蜀地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锦江之畔的一处庭院，成为了他们论道的场所。庭院中，花木扶疏，清泉潺潺，石桌上摆放着笔墨纸砚和几本古籍。朱熹与张栻、吕祖谦等学者围坐在一起，时而激烈争论，时而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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