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秋天来得比北京早一些，刚下飞机，就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湿冷。提着沉重的行李走出希思罗机场，看着陌生的街道和行色匆匆的路人，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瞬间将我淹没。
我拿出手机，想给张云雷打个电话，却发现屏幕上显示着“时差7小时”。现在是伦敦下午三点，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他应该还在后台准备演出，或者刚刚结束演出，正是最忙的时候。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发了条微信给他：“我到了，伦敦这边天气有点冷。”
等了很久，手机都没有动静。我知道，他肯定是在忙。于是我收起手机，拦了辆出租车，报上提前租好的公寓地址。
公寓不大，但很温馨，家具齐全，窗外能看到一条安静的街道。我把行李拖进屋里，累得直接瘫倒在沙发上。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呼吸声，显得格外冷清。
我又拿起手机，屏幕依旧是黑的。我安慰自己，他只是忙，等忙完了就会回我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着熟悉环境，办理入学手续，购置生活用品。伦敦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但也充满了挑战。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还有独自一人面对所有事情的无助感，都让我格外想念在北京的日子，想念张云雷，想念德云社后台那些吵吵闹闹的师兄弟。
期间，张云雷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一点，伦敦时间下午六点。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疲惫，应该是刚结束演出。
“到了吗？安顿好了？”他问。
“嗯，都安顿好了，”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这边挺好的，就是有点冷。”
“冷就多穿点，别感冒了，”他顿了顿，“学习的事儿怎么样了？还习惯吗？”
“还行，刚开始，有点懵，”我笑了笑，“慢慢来吧。”
“嗯，”他那边很安静，只能听到他轻微的呼吸声，“对不起啊，这几天演出太忙了，没怎么顾得上你。”
“没关系，我知道你忙，”我说，“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知道了，”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那边……有没有人欺负你？”
“没有啦，大家都挺友好的，”我不想让他担心，“你就放心吧。”
“那就好，”他的声音低了下去，“我……我想你了。”
简单的四个字，像一根针，轻轻刺破了我强装的坚强。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我也想你。”我低声说。
“好好照顾自己，”他说，“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晚。”
“嗯，你也是。”
挂了电话，房间里又恢复了寂静。我握着手机，久久没有放下。七小时的时差，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差距，更是两个世界的错位。我醒着的时候，他可能在睡觉；他活跃在舞台上，接受着欢呼和掌声的时候，我可能正对着一堆看不懂的文献发愁。我们的生活，正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走向不同的轨迹。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还会每天发微信，分享彼此的生活。我会告诉他伦敦的天气，学校里的趣事，遇到的困难；他会告诉我演出的情况，后台师兄弟的糗事，还有他又学了什么新段子。
“今天九郎哥又在台上砸挂我了，说我现在天天对着手机傻笑，跟个望妻石似的。”他发来消息，后面跟着一个无奈的表情。
我看着笑了，回复他：“那你就是望妻石本石了。”
“去你的吧，”他回，“你才是石头呢，硬邦邦的。”
这样的互动，让我暂时忘记了距离的遥远，好像他还在我身边一样。
直到有一次，我在学校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个小组作业，因为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我和组员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被弄得焦头烂额，委屈得不行。我一整天都没怎么说话，晚上回到家，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再也忍不住了，给张云雷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那边很吵，有音乐声和说话声，应该是在哪个聚会或者饭局上。
“喂？”他的声音有点模糊，背景音很大。
“张云雷……”我一开口，声音就带上了哭腔。
“怎么了？怎么哭了？”他立刻听出了不对劲，声音也紧张起来，“出什么事儿了？”
“我……我在学校遇到点事儿，”我抽抽噎噎地说，“跟组员闹得不太愉快，他们……他们好像不太喜欢我……”
“别急，慢慢说，”他的声音试图保持平静，但我能听出他的焦急，“到底怎么回事儿？”
可是那边实在太吵了，他的声音也断断续续的，我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而我自己，因为委屈和难过，也哭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你等一下，我找个安静的地方。”他说。
然后是一阵嘈杂的移动声，声音渐渐小了下去，最后终于安静了。“好了，现在能听见了，”他说，“到底怎么了？跟我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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