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事变发生后，钟会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智慧。
他协助司马昭迅速稳定了洛阳的局势，平息了可能引发的混乱和动荡。
他的果断行动和出色表现，赢得了司马昭的高度赞赏和信任。
由于钟会在“高平陵之变”中的卓越贡献，司马昭对他格外器重，不仅封他为关内侯，还将他纳入自己的核心谋士团队。
从此以后，钟会成为了司马昭最为倚重的智囊之一，但凡军国大事，司马昭必定会与他商议，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
嘉平四年，吴国太傅诸葛恪率二十万大军攻打淮南，围困新城。
魏军诸将皆主张发兵救援，钟会却力排众议，对司马昭道：
“诸葛恪倾国而来，意在速胜，若我军坚守不战，待其粮草耗尽，军心必乱，届时再出击，可一战而胜。”
司马昭依其计，命新城守将张特死守城池，又派毋丘俭率军屯于寿春，按兵不动。
果然，诸葛恪大军围攻新城数月不下，粮草渐尽，士兵疲惫不堪，军中还爆发了瘟疫。
钟会趁机建议司马昭“派轻骑袭其后方，断其退路”，司马昭当即采纳。
魏军突袭吴军粮道，诸葛恪被迫撤军，途中又遭魏军伏击，吴军大败，死伤过半。
经此一役，钟会的军事才能得到满朝认可，被晋升为黄门侍郎。
正元二年，毋丘俭与文钦在淮南起兵反叛，讨伐司马师（司马懿长子，时已接替司马懿掌权）。
司马师亲自率军平叛，钟会随行参谋。
两军对峙于乐嘉，钟会看出文钦之子文鸯勇猛却鲁莽，便献策“先派小股部队袭扰吴军，诱文鸯出战，再设伏兵擒之”。
司马师依计行事，文鸯果然中计，率少量骑兵追击魏军，陷入埋伏，虽奋力突围，却损失惨重，吴军士气大挫。
随后，钟会又建议司马师“散布谣言，称吴军后方已被魏军攻占”，吴军士兵听闻后军心大乱，毋丘俭、文钦被迫逃亡，叛乱很快被平定。
此战后，司马师病逝，司马昭接掌大权，对钟会愈发信任，将他封为东武亭侯，食邑三百户。
钟会也凭借一系列功绩，成为曹魏朝堂上炙手可热的人物，时人将他与名士王弼并称“王钟”，赞其“有辅佐之才”。
景元三年，司马昭欲伐蜀，以成就统一天下之功，却遭到朝中多数大臣反对，认为“蜀国地势险要，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善于守城，伐蜀难以成功”。
唯独钟会力主伐蜀，他向司马昭献上《平蜀策》，详细分析了蜀魏双方的兵力、地形及士气：“蜀国兵力不过九万，其中四万驻守成都及后方，五万布防于汉中及边境，我军若分三路进攻，汉中必破；汉中一破，成都无险可守，蜀主刘禅昏庸，届时必降。”
司马昭见钟会分析得条理清晰，又有详细的作战计划，便下定决心伐蜀，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统领十万大军为主力；又命邓艾率三万大军从狄道出发，牵制蜀军姜维部；诸葛绪率三万大军从祁山出发，断姜维退路。
出征前，钟会特意拜访了被司马昭软禁的名士嵇康，想邀他一同入蜀，却遭嵇康冷遇。
钟会心中不快，却也并未计较，只是专心整顿军队，训练士兵适应蜀地地形。
景元四年秋，伐蜀之战正式打响，钟会率军从斜谷、骆谷出兵，直逼汉中。
汉中蜀军守将蒋舒、王含见魏军势大，蒋舒假意投降，实则趁王含不备，打开城门迎魏军入城。
钟会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占汉中，随后率军继续南下，围攻蜀军重镇剑阁。
剑阁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蜀军大将姜维率主力在此驻守，魏军多次进攻都未能破城，粮草也日渐紧张，诸将皆有退意。
钟会却不愿半途而废，他一面命士兵轮流攻城，牵制姜维兵力；一面暗中派人探查剑阁周边地形，寻找迂回之路。
此时，邓艾传来消息，称他欲率军从阴平小道偷渡，直取成都。
钟会虽与邓艾素有嫌隙，却也明白此计可行，便命人多备粮草，佯装全力攻城，为邓艾吸引姜维的注意力。
邓艾果然不负所望，率领士兵历经艰险，偷渡阴平，攻克江油、绵竹，斩杀诸葛瞻父子，兵临成都城下。
蜀主刘禅惊慌失措，在大臣谯周的劝说下，向邓艾投降，蜀国灭亡。
消息传到剑阁，姜维见大势已去，便向钟会投降。
钟会率军进入成都后，见邓艾居功自傲，不仅擅自任命蜀国官员，还向司马昭上书，建议“暂缓班师，留在蜀地安抚百姓，准备伐吴”，心中十分不满。
他认为伐蜀之功，自己当属首功，邓艾不过是借了自己牵制姜维的便利，便暗中向司马昭上书，诬告邓艾“谋反”，称其“在成都独断专行，有割据蜀地之心”。
司马昭本就对邓艾的专权行为有所不满，又收到钟会的密报，便下令将邓艾押回洛阳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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