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29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局长的案头，摆着一封还没有来得及装封的书信。
字迹清秀，潇洒，很惹人注意。从全篇充满自责、悔恨和期望的话语中看得出，这是写信人在极其冷静的情况下，从心底向亲人发出的倾述：“亲爱的爸爸、妈妈、爱妻：你们好！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诚恳的问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一纸别言当你们看到之时，我早已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显然，只有知道自己是将要从世间离去的人，才会这样肯定自己的未来。
写信人正是这样一个将要伏法的死囚。
1984年9月，迎接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喜庆气氛，已笼罩着大街小巷，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与新中国同龄的人，却伏在阴冷的审讯室里，在纸上与亲人告别。
人生到了最后时刻，也许会更清醒、更理智。他终于从迷梦中醒来。他清楚地了解，犯了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现在纵然悔恨千万遍，也无济于事了。
“此刻，……我内疚、悔恨交织，是无法言喻的。我抛下了年迈的父母、妻儿，带着罪过而走，哎！可叹！路是自己走的……”
“回首往事，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对，路是自己走的。他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也许曾发现过自己的失足，然而，侥幸心理反而驱使他在泥潭里越陷越深。直到现在，他才真正开始了对人生的检讨。
“我有过金色的童年和美好的少年，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三好学生、班级干部，下乡到农村后，一直拚命干活，得到了农村社员的赞扬。抽调回城参加工作后，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有老实忠厚的父亲，善良慈祥的母亲，温柔贤慧的妻子，天真可爱的女儿……”
“三十五岁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好的年龄啊！正是发挥才能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贡献的时候，可惜在这个时候，自己变了，思想变了，走了下坡路……”
1983年春，长春市某某路小学发生了一起女教师失踪案，失踪教师名叫王爱军，26岁，长相一般，但身体健壮，是这个学校的体育教员。
“去年五月，听说她挨了流氓一刀，在家养伤，之后就没来上班。”
“八月份，一个大雨天，她来学校要工资，之后再没有见到她的面。”
省有关部门来调查时，学校教职员工介绍着有关王爱军的情况。问题的严重性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开始了查找王爱军下落的工作。但是，几个月过去了，王爱军的去向，就像被风吹散的云雾，无影无踪。
生活在这个社会上，谁也不会孤立存在；离开这个社会，更不能完全避开人的耳目。经过长时间周密调查，终于发现了重大线索——王爱军失踪前，曾在一姓杨的家里住过。
王爱军是有家的，她曾和她弟弟住在一起，为什么到了杨家？
问题很快找到答案：“是张健群把她送来的，他说是他表妹，爱人是部队的，在外地，借房暂住几日。6月初来的，8月初，又是张健群接走的。”房主杨某某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
张健群！侦查员是多么熟悉这个名字啊！他怎会与王爱军失踪有关呢？
1972年秋，在长春市南关区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许多拆迁户在这里搭起简易房。张健群家是这里的老户，因为王爱军家也来这里临时居住，两家从此相识。当时张健群还是汽车厂的工人，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王爱军当时还是个学生，十六、七岁。他俩因两家常常来往，处的很熟。
1975年，王爱军中学毕业，下乡插队到榆树县，处境使她心灰意冷，思想上开始退坡。
1977年秋，她考进了榆树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某某路小学，任体育教员。这个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姑娘，虽说也曾有过曲折的生活经历，如今有了这样的工作，应该说是很幸运的。但是，由于她在少女时就从社会阴暗角落里接受了许多丑恶的影响，思想开始畸形发展。黄色手抄本和糜烂透顶的录像，使这个刚刚成熟的少女，对异性爱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和不顾一切的追求。
就在这个时候，张健群闯进了少女毫不设防的禁区。她不顾横在已婚男人与少女之间不可逾越的道德屏障，两人不谋而合，步入泥潭。
张健群是1975年结婚的。但婚后不久，因工作关系，爱人去外地，不得不过着两地生活。这样，张健群便趁爱人不在之机，从1980年开始，与王爱军过上了事实上的夫妻生活。
当时，张健群做着令人羡慕的工作，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然而，为一时快乐，他听任了罪恶的发展。精神空虚的王爱军，渐渐把与张健群的接近，作为精神上依托，几乎像对待“丈夫”一样对待他。
她常对他说：“二哥，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吧，什么叫爱情，爱情就是性生活！”这样腐朽的人生哲学，也感染了张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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