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你好，我是《京华时报》的记者杨近松，我写……“
“等等，你就是那个《英雄》首映后，说听到同事说看睡着了，证明电影乏味的记者吧？”
陈昕看向那位带着眼镜，二十出头的男记者，继续道：“你那位同事不是专门澄清了嘛，说她根本没有睡着，那你岂不是编造的新闻？”
“我没有！我的同事是迫于压力才那么说的，我绝对没有编造任何新闻。”
杨近松见其他几个记者都鄙视地看向他，立刻反驳道。
“你没有编造，那就是想象的？呵呵，你同事连自己干什么了，都做不了主，还要你来代为表达？”
陈昕笑地看向这位记者。
听到陈昕这番讥讽的话，在场的其他记者都是暗暗笑出了声。
这位刚毕业转正的记者，可是在这次《英雄》上映后大出风头，先是说他听到同事说看睡着了，以此证明电影无聊乏味，惹得老谋子都生气了。
然后趁机借此又写了篇文章《给章艺谋的一封信--你把我们想得太简单了》。
文章之中，先对电影主题进行批判，认为是反武侠的；其次认为电影叙事简单，思想空洞，在为暴君写赞歌，是英雄历史，不是人民历史。
最后还说《英雄》是部电玩电影，人物类型化，就跟电玩游戏的人物那样，台词陈词滥调，只有色彩和动作戏；最后还写他会如何改《英雄》。
改的情节就不说了，其中把无名、残剑等人投降秦王，说‘秦王不可杀’比作汪精卫向岛国投降……
这个大帽子，老谋子脑袋大也接不住啊？
陈昕看到这篇文章后，真是气到了。
这也是他为何要专门找来记者探班，在宣传《绣春刀》时要专门反驳时下一些对《英雄》批判了！
这位杨近松记者被陈昕讽刺的脸色发青，想到陈昕先前说的那些夸张言论，转身就走，不知道又写什么文章去了。
接下来其他记者继续提问。
“陈昕，你好，陈恺哥导演最近在德国宣传《和你在一起》时，接受采访说，他不喜欢《英雄》这部片子。
说这部电影很有问题，这部片子是空的，他不喜欢它的主题。他也拍过“刺秦王”这个题材，可是结局截然相反。他不认为牺牲个体生命以成就集体是对的。
你刚才却说通过批评秦始皇来打压这部电影的主题，纯粹是戴高帽子，那你怎么看陈导的这番评价，你觉得牺牲个体，成就集体是对的吗？“
一位记者见到陈昕气走了那位记者，想到这个事情，立刻快速追问道。
“是吗，陈导这么说过啊？跟他的结局截然相反，就是有问题的，我不敢苟同。那陈导的意思就是他的刺秦观点就是对的，不允许别的观点出现？”
陈昕看向这位记者，继续道：“这个想法本来就是极端的，现代人拍涉及历史人物的故事，都是以古言今，都是现代的表达，都是虚构的故事，怎么就他是对的，别人就是错的？
个体和集体的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每个个体都是无价的，那无价的个体组成的集体当然也是无价的！
有选择的情况下，谁会想牺牲个体换取集体？不到具体事实，不到具体环境下说这个问题，就像是说空话一样，毫无意义可言。”
听到陈昕这么毫不客气地反驳大导演陈恺哥的观点。
在场的记者沉默不语，也算见怪不怪了。
毕竟这位明显不是怕事的人，陈导的话也不是金科玉律，就不能反驳。
先前陈昕，可是反驳过更多的观点了。
“陈昕，不管怎么说，《英雄》这部电影是反武侠的总没说错吧，对传统“刺客侠士”那种反抗斗争精神，采取相反的表达，岂不是站在权贵和统治阶层批评群众的抗争？
这难道不是一种奴性的伸张和复辟，凭什么残剑和无名在秦王束手就擒之际放弃行刺？凭什么‘秦王不可杀’？
难道就因为秦王是一位“胸怀天下”的真英雄？因为“和平高于一切”，于是他们就“牺牲小我”，自愿受王法处死，都要像烈士那样成全了始皇帝的千秋伟业？“
一位记者见没人提问，从先前陈昕称赞秦始皇的思考中回过神来，立刻不高兴地提问道。
在他看来，秦始皇是个暴君不说，几大高手就算刺杀秦王失败，那也是力量不够，悲壮一死而已，怎么能放弃为人的抗争精神？
“反武侠？怎么，还不能反武侠呢？武侠是法律？不合时宜的法律还可以修改了，武侠是完美的？
再说，谁规定一部涉及武术和侠客的电影，就必须是传统的套路呢？话又说回来了，始皇帝的千秋伟业还需要谁去成全吗？
他的历史功绩放在那里，就算被黑了两千年，随着现在考古发掘，不是有大量文字文物证明，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描写是不准确的吗？
不过就是一部歌颂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商业电影嘛，上升到那么大的主题有多大价值？有了‘荆轲刺秦王’一部电影，还不够，所有人都必须拍那样主题的刺秦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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