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蒙初也来到了南京，他这阵子在南直隶淮安府、扬州府、常州府、徽州府这几个有代表的府考察了一下，向钱谦益报告。和北方相比，南直录各府推行战时新政进度确实慢了许多，力度也弱了许多，究其原因还是江南东林系士子在各地的影响力。
大部分读书人即使对战时新政没有什么明确好恶倾向，也都被他们裹挟着反对抵制，少数理解支持战时新政的读书人，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也大多不敢发表不同的见解，就怕说了出来就会被舆论群而围攻。
这些激进士子不仅在读书人群体中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城乡下层贫民、雇工雇农那里，也有巨大的号召力。这些人稍作煽动，大量下层百姓就会群起响应，围攻被他们指为奸邪的人员，抢劫抄掠，甚至焚烧房屋。
这就是凌蒙初向钱谦益报告的考察结果。钱谦益虽然只是办案过程中走了一趟苏州府昆山县和松江府华亭县，遇到的情形也差不多是这样，要在南直隶推进落实新政，就必须破解这种状况。
阮大铖也是东林出来的，对东林舆论有过很深的了解和体会。阮大铖分析许多事情看起来难办，其实要改变，只需要扭转大势。过去平民和读书人站在东林士子一边，原因只不过是他们占据了两个大势。一个是道德崇高的大势，东林之所以能把控舆论，操控人心，在于向来标榜他们道德崇高、廉洁刚正，敢于不顾个人得失，不取媚君上。这个形象一立起来，那东林的对立面，自然就成了品格卑劣，阿谀媚上的小人。
如果只有道德崇高之个大势，没有实际利益，也难以持久。而东林后辈中人组建的各类生员会社，能把这种大势转化成实际利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史上复社、几社之类的组织和科举上的利益。违背了这个大势，即使暂时得志，很快也会身败名裂，下场凄惨。魏忠贤、顾秉谦就是例子。顺应这个大势，暂时像天启年间遇到厄运，也会很快时来运转，其中死了的几个，也是哀荣备至。
另一个大势就是为民请命，东林的所有举动都是以为民请命的旗号出现。反对朝廷的各种增税措施，也是到处散布增加肯定会增加小民负担，使小民无法承受，这才使小民对东林系的宣传深信不疑，有强大的号召力。
陈大铖分析要江南改变局面，只需要扭转这两个大势。如今破获了吴昌时大案，就是趁热打铁，扭转这两个大势的最好时机。其实在江南士林中，真正站在东林一边，坚决反对战时新政的只有少数，理解支持朝廷新政的也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中间派，只是因为东林占据两个大势，中间派被迫被东林裹挟。
只要让东林的丑事曝光，让原先不敢说话的人也敢于出来痛斥，第一个就可以扭转，中间派立场转变，南方士林的倾向就会天翻地覆，原先难以撬动大势，就是土崩瓦解、势如破竹。
对于下层小民，只要把东林的言论针对性进行驳斥再反复灌输，朝廷增税负担未必会转嫁到贫民，而是让富豪穷奢极欲的挥霍大受制约减少。如果小民不放心，朝廷也可以让地方平民监督增税以后，豪门富商是不是依旧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挥霍，确保所增加的税，真正用于国家实利。增加小民监督的权利，就可以化解东林倚仗的第二个大势。
钱谦益也属于东林“内部人员”，对阮大铖的分析非常赞同。很多事情只要找到最根本的关键点，一些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接下来的几天就围绕吴昌时的案件大做文章，又有凌蒙初、汪汝淳两个现成的宣传高手坐镇参与。不仅吴昌时本人，也把平时和吴昌时交往的很多生员干的烂事都挖了出来。
比如吴昌时不仅策划了两起大案，还在煽动抄掠顾秉谦等阉党家宅时趁机大发横财、陈洪范曝出的在城西秘宅里安排美女贿赂招待各路官员、威逼吴瑛和他私通等等，和吴昌时结交亲密被他视为亲信的人多少都难免参与了一些，把他们和各种缺德事迹材料，详细整理记述，刊印成读物到处散播。
还找了一些说书先生，给那些不识字的百姓市民讲说。凌蒙初更是发挥专长重操旧业，连续创作了几篇话本故事，广泛刊印传播。这样一番水银泻地般的宣传攻势下，不到一个月，吴昌时和他的狐群狗党的很多隐秘丑行就已经传遍了江南城乡各地，大街小巷、田间村头都有议论。
有些之前很崇拜吴昌时的读书人难以接受，就找到杨廷枢、吴应箕这些之前和吴昌时交往比较多的士子求证，这些人正是当天审案时在堂上旁听的，知道整个案情过程，承认传闻的事情基本上属实，只是平时遮掩地好，别人不知道，险些牵连得他们也被当成了同谋。这样一来，原来士林清流中的风头正盛的人物，一下子成了一个丑角笑柄。就连虽然没有参谋吴昌时的密谋和烂事，只是之前和吴昌时比较亲近的士子，也被牵连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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