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踏入国内第一大生猪育种场，就看到门后有几辆绿色的电动观光车和几个人在等候。
这样的电动观光车在嘉谷系各大基地都是常备交通工具，毕竟，在占地动辄万亩计的大型基地里，要是用脚闲逛，怕是一个小时都走不到目的地。
“齐董，李总，欢迎你们前来考察。”嘉谷生猪育种工程副总工程师傅大维打招呼道。
嘉谷生猪育种工程的总工程师当然是陈建章，但因为他还要兼顾嘉谷实验室的管理，所以常驻育种场的是副总工，而这种时候他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向导。
“辛苦你们了，我过来，更多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困难的。”齐政拍拍他的肩膀道。
以傅大维为首的生猪育种团队，是嘉谷农牧中待遇最好的一批人，毫不夸张说，随便拉一个人出来，至少是硕士出身。
就是这么一批人，在非瘟来袭后，自动自觉将外出频率降至最低，基本将“深居简出”做到了极致。
为的，就是尽可能降低非瘟病毒的威胁。
要说起来，非瘟病毒没有腿，把它的传播途径切断，树一道“墙”，这个病毒是翻不过去的，它瞅着里面的猪也没办法。更何况这个种猪场的选址很安全，三面环山，不，除了一条公路，几乎称得上是四面环山，非常便于疫病防控。
但作为与珍贵的种猪们接触较多的人员，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更加苛刻。
虽然种猪场里的生活设施很完善，但长时间被“困”在一个基地里，总归少了点自由。
这不是公司和实验室硬性要求的，而是育种团队自发的结果，殊为难得。支撑他们付出这么大的，绝不是什么丰厚待遇，而更多是对育种工作的热爱。
之前说过了，育种工作就是不断重复使后代生产性能优于他们的父母代的过程。
看上去很简单，选择出性能比父母好的个体不就可以了？不过，真要这么简单，嘉谷还用请一堆硕士博士来做这项工作？齐政钱多没地方花了吗？
就算没学过生物学都知道，性状的遗传并不是100%的从父母传递到子女的，那么优秀的个体到底能遗传多少比率的遗传信息给后代呢？怎样有选择的影响或控制这个过程呢？这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数据支撑。
傅大维们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就是在猪场里收集各种基础数据，数据有些是直观的，可以直接采集；有些数据，需要他们反复进行测定（生长速度，肉质性能等）。这是最枯燥的部分，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没有准确的基础数据的支持，育种工作就是无根之木。
——譬如全球最大的种猪改良公司PIC，最大的财富就是其拥有的全球最大的猪育种数据库，包括超过2000万头猪的谱系信息，27个世代的完整系谱，900多万头猪的性能测定记录，涉及的性状多达45个，常规应用的分子标记超200个，另有大量的候选分子标记在测试和检验之中……
只有采集到了足够的数据，他们才能“做媒人”——做遗传评估选出哪些猪有资格作为种猪留种，以及决定母猪可以和哪头公猪交配，以实现“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目标。
出来工作的人都知道，社会上有两种工作大家都不喜欢做，一种是需要收集大量准确数据的，另一种是长久不见成效的，而育种工作偏偏集合了这两种特性。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生猪育种是国内养猪业最落后的一环了吧？
也难怪在某个挂逼眼中，傅大维他们的工作，是稳定下限的基础；基础夯实了，他点开的金手指才能拔高上限。
傅大维听了齐政的话后笑眯眯。
虽然研究狗其实都这样，闭关研究的时候“与世隔绝”也没啥稀奇的，但大老板能看在眼里，总比看不到要好吧。
起码，争取经费和福利的时候，也能更加理直气壮不是？没看研究团队老大陈建章都在眼神闪烁吗？没准又在打着“抢”福利的主意了。
心里暗乐归暗乐，傅大维没忘介绍身边的陌生人：“这位是国家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王秉文，他同时也是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专家，是联合育种的发起人之一……”
齐政主动伸出手：“感谢您前来指导工作。”
王秉文与齐政握了握手，忙不迭摇头道：“说指导实在不敢当，我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的，还要感谢嘉谷提供的机会。”
所谓“联合育种”，就是在一定范围(地区、省、全国)内进行统一规范的生产性能测定联合(跨场)遗传评估，将优良遗传资源(种畜)共享。
说白了，就是让大家联合起来，有啥好种猪出啥好种猪，扩大育种群规模，充分利用优秀遗传资源。
为此，在原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三个品种协作组的基础上，整合成立了全国猪联合育种协作组，至今已经快十年了。
“可惜，这么多年来，联合育种并不成功。”寒暄后坐上观光车，王秉文与齐政坐在同一排，毫不讳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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