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个县十几万至几十万户、每户零点几公顷的规模，谁也无法及时普遍通知、指导虫情——由此看来，时代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
杜为民则还是对嘉谷被牵连耿耿于怀：“分散经营也不利于生态防治技术的应用……”
分田到户后，分散的经营导致防治手段的单一，甚至于滥用化学杀虫剂。
当前，多种类、大剂量杀虫剂频频使用，种类甚至包括高毒和剧毒的敌敌畏等混剂。
最严重的是，这些杀虫剂基本上是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的，其治虫效果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董启军就坦然道：“治螟农药残毒会引起稻米质量严重下降。事实上，连我也不吃自家生产的粳稻，我宁愿吃口感不好的籼稻。因为粳稻是晚稻，治螟打药多；而籼稻是早稻，打药少。”
据董启军说，也不独是他，在许多稻区，禽畜产品都有农药残毒超标的严重问题，因为粳稻是主要饲料。
而那些具有良好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生物、农业、信息化学等生态防治措施，一般需要大面积统一行动。由于组织协调费时费力，往往未能组织或难以落实，结果使化学毒杀剂大行其道，不仅使标靶害虫稻螟频繁爆发，而且引起潜在害虫(如稻综卷叶螟)急骤上升，加速恶性循环。
对此，齐政摆手道：“现在多说无益。不过害虫爆发不等于成灾，成灾是爆发加失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稻螟的失控。否则，一旦酿成虫灾，这一季水稻必将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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