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济北国相陈珪的绝笔请罪表和郡国署衙联名的平贼策顺着济水直送京都，朝野上下掀起了巨大风波。
谁都没料到在帝国内部，竟然不声不响聚起了这般凶横的贼寇。到现在光二千石的方面大员就已经死了三个了，而要知道，帝国总共不过才一百零六个郡。
原先像中常侍张让等还将这伙贼寇视为癣疥，觉得只要泰山附近几个郡的太守联兵就能剿灭，但现在看，已经不能将泰山贼视为寻常贼寇了。
说实话，这也不怪张让颟顸，因为像中常侍张让这样想法的大臣不在少数。本朝民乱盗贼蜂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也有一些山贼、海寇、蛮夷祸乱数郡的，但只要朝廷派一员能吏做太守，然后就轻松将之剿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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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现在不管用了而已。老办法不奏效，那就要讨论新办法了。所以，刘宏就将几个重臣都喊进了宫，讨论剿贼之策。
这种大造大疑基本上就是和三公以及尚书令四人商议，所以当小黄门传旨后，太尉杨赐、司空张济、司徒袁隗和尚书令曹鼎四人就入了宫。
之所以喊三公来，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事权，而是单纯因为军国大事都需要和三公这样的百僚之首取得共识，真正下旨的还是尚书令。
实际上，本朝的三公也就剩下了议事的权力了，和他们前汉的丞相比起来，一个天一个地。前汉的丞相那是真的外朝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也正因为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出现了昭帝时霍光、成帝时王凤之专权，最后演化出王莽这样的篡汉之臣。
所以光武得天下后，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虽置三公，政不任下，事归台阁，三公之职，不过是备员而已。
其实从入宫的三公的背景也可见三公之虚。上面太尉杨赐、司空张济、司徒袁隗，三人皆为儒生，而前汉的丞相在汉武帝以前皆为功勋列侯之后。前者不过片纸可退，而后者却能制衡皇帝。
但有一说一，防范出现王莽这样的权臣的确是分列三公的开始原因，但其能维持一百多年，其原因就不是这个了。
人常说以史为鉴，好像人真的可以从历史中获得改变一样。
但实际上这种以史为鉴的作用也就光武和明帝这种直接经历过的才有感触，后代皇帝也只能靠书本、口头回忆间接得知，往往不以为意。
比如光武也反对外戚专权，觉得王莽能代汉的起点就是王凤以外戚专权，但实际上呢？明帝还能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而到了章帝时，即便有大臣以田氏篡齐，六卿分晋，王莽篡汉的教训来警戒外戚，掌帝依然宠幸外戚窦宪，许其管掌机密，也开了本朝外戚专权之风。
所以啊，人如果真的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那也不会让历史变成了循环。
背后的原因啊还是因为三个人办事比一个人办事要合理。过去丞相一人，事情繁复，也没个责任。而现在三公一人监督一部分事，有分工就有责任。
比如这个最先进宫的太尉杨赐，他就掌四方兵事功课，然后每年根据考核对其赏罚。这里的四方兵事呢，主要是对边郡长官的考察、监督。除了对边郡二千石监督外，太尉还监督太常卿、光禄卿和卫尉卿三卿工作。
但上面这些其实都是虚的，太尉这种三公最被人看重的还是可以征辟属吏，这是可以让人做官和更进一步的权力，往往只要做一任三公，就能培养十几个门生故吏，所以啊，要想成为士卒领袖就必须家里出过三公，这样才会有足够多的追随者，是以即便三公每每要替皇帝背锅，甚至到了刘宏这代，当三公还要再花一笔钱，也还是有那么多人趋之如骛了，背后的根子就在这。
杨赐是去年十月份做太尉的，而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做三公了，之前他做过司空，任过司徒，之后复起又做了司徒，最后又做了太尉，可谓三起三落。
这次起复，他就接替的前任太尉许戫的班，其人也是儒生，但和杨赐反宦官不同，许戫是亲宦官一党的，但后来其人因水旱灾害和征辟官员的错漏而被罢免，宦官集团丢了一城。
作为梁冀时代就活跃的老臣，杨赐已经足够老迈了，此刻他由小黄门颤颤巍巍的扶进殿，正在那喘气，但要是和他身边的司空张济比起来，杨赐已经是足够有精神的了。
司空张济是汝南细阳人，也是公族之家，其家族为前汉初年赵王张耳之后，是汉庭老牌的世家。其人和前太尉许戫一样，也是奉承宦官一党的，再加上已经做了两年司徒之位的袁隗，也与宦官亲厚，可以说上一届三公的班子简直就是宦官们的应声虫。
但随着去年十月杨赐代替许戫做了太尉，宦官势力有了削弱，除了杨赐本身德高望重，又是刘宏的帝师，自有威望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司空张济老而昏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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