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后的京城，白天显得格外漫长。晚上7点出头，京郊的天色依然亮堂。
皎洁的月亮已经从西边升起，下山的太阳却仍散发着余热。
一列绿皮火车拉着上百节车厢的货物，从南面而来，缓缓驶向即将到达的目的地。
火车头上的鸣笛，呜呜作响了足足有十来分钟，才渐渐弱下。
就在距离铁轨不远的地方，一大片四四方方的建筑，被四面更加四四方方的围墙围住。
围墙正南面的大门入口处照壁上，刻着对绝大多数生活在1995年的中国人来说，都略显陌生的单位名称：中社科局附属研究生院。
这间以哲学和中国近现代史及党史理论研究着称的副部级机构，此时的职能定位还略显模糊。既不是纯粹的行政机关或者事业单位，也无法被看作是一家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
毕竟天底下没有哪所大学，是只收研究生而不收本科生的。
不过机构内部的人，倒是对眼下这种明明连高考志愿代号都没有，却又有资格培养自己的硕士和博士的学术特权，感到不小的快意。
早些年社科研究在国内受压迫得厉害。且尤为糟心的是，这种压迫竟主要是来自底下，而非上面。在还没从中科局囊括万千学科的大系统中分离出来之前，归中科局直接领导的社科部门，每天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和某些没读完初中就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世界的奥秘，满脑子只有非黑即白这一种思维模式的二傻子们解释：
社会科学也是草你奶奶的科学的一部分！
还有我们搞文史哲研究的人——不！是！骗！饭！的！
十年浩劫平息后，社科局终于挂上了独立的衙门招牌。
中国最顶尖的一批文史哲专家，总算再也不用担心那些干着种白菜的活却操着世界大同的心的人，一边口口声声叫嚷着“科教兴国”，一边又没完没了地给中科局领导写信，要求削减人文社科研究经费，甚至裁撤掉整个社科研究机构。
即便八十年代国内又掀起了一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以及“聪明人学理科，傻子学文科”的舆论风潮，可彼时已经有了独立办公机构和经费来源的社科局，已经丝毫不惧这种口水仗。社科局在浩浩荡荡的攻击言论中岿然屹立，一直坚守到八十年代末，等到中国的文学热和国学热并起，社科局也终于等来了市场的春天。
笨蛋们没人搭理了。社科局自己的硕士和博士，则跟下饺子一样，成片成片地学成毕业，走上各要害部门的管理岗位。
满头白发的荀建祥站在办公室的书桌前，从顶楼眺望驶远的火车，没来由地想起自己这几十年来的辛苦，嘴角扬起微笑。他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大口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已经不知道冲了多少次的茶，然后低下头，看了摆在面前桌上的东西。
那是一份刚刚从沪城发来的传真。
“老师，郭老师说非要你亲自看看。”办公室里还站着一位四十来岁、文质彬彬的中年人。
荀建祥放下杯子，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戴上，笑着说道：“你这个郭老师，好好的京城不待，大老远跑去沪城当什么校长，现在有什么事要联系还得发传真，你说麻烦不麻烦？”
年轻人似乎有点不给面子，笑着回答：“发个传真，也没多麻烦吧？”
“行，反正跑腿的也不是我，你就替你自己的老师说话吧。”荀建祥说着，拿起了传真。他看东西的速度很慢，寥寥一千多字，足足看了十来分钟才放下来。
年轻人马上问道：“荀老师觉得怎么样？”
荀建祥放下传真，摘下眼镜，很认真地摇了摇头，评价道：“不怎么样。前面的内容，也就是在方向上有点意思，可是论述太简单，完全看不出系统性。后面半段就是胡扯了，逻辑勉强自圆其说，不过怎么写着写着就成小孩子写作文了？你们老师发这东西给我，到底想干嘛？”
年轻人笑道：“荀老师，您还真说对了，这就是一篇考场作文。”
荀建祥眉头一皱：“怎么，你们老师家的孩子，今年有谁参加高考了，想找我求个人情？我跟你说，高考可不是开玩笑的。这种事别说我没门路，就算我有门路，这忙我也不帮！”
年轻人忙道：“不是，不是，您误会了。这不是高考的作文……”
荀建祥问：“不是高考作文，那是什么作文？”
年轻人笑道：“是我老师的关门弟子，在他们省的作文竞赛里写的。”
“省作文竞赛？”荀建祥越听越迷糊，“你这个师弟，今年多大？”
“七岁。”
“几岁？！”荀建祥一脸见鬼的样子。
年轻人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传真，递了过去：“荀老师，这是孩子的所有资料，我老师想请您去一趟沪城，给他的收徒仪式当个见证人。”
“收徒仪式？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荀建祥将信将疑地接过资料，这下却是一目十行，边看边嘀咕：“林淼，七岁，全市奥数冠军，父亲林国荣，着有《小院杂谈》、《僦居发微》等作品，诶，好像哪里听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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